中国是否患了伊斯兰恐惧症

郑和论坛期待您的 　　——基于历史与当今视角下的调查 　　张中复 　　民族学系，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台北 　　前言 　　２１世纪的标志是科学发展、人道主义和环保意识的增加带来的杰出成就。然而，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偏见甚至扭曲的见解依然存在并且毫不减弱。在西方世界，伊斯兰以及那些践行伊斯兰教的人们遭受各种形式的污辱的挑战。在当代公共讨论中没有任何主题比“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更具有争议性了。事实上，爱德华·萨义德在将近３０年前就说过在当今所使用的“伊斯兰”这一术语似乎只代表了一件简单的事物，但所谓的伊斯兰，它部分是虚构的，部分被贴了意识形态标签，其宗教属性却被最小化了。西方所普遍使用的“伊斯兰”概念与伊斯兰世界里丰富多彩的生活很少有直接的、真正的联系，伊斯兰世界有着８亿多人口，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大部分在非洲和亚洲，它有着众多的社会、国家、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分支。萨义德的观点道出了“伊斯兰恐惧症”出现的根源，以及最近伊斯兰所遭受的敏感和零容忍心理，还有它在现代西方国家中不断渗透的原因。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担忧最近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比如，《时代》周刊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的封面故事就是“美国患上伊斯兰恐惧症了吗？反清真寺的骚动中告诉了我们美国对穆斯林的了解。”这一特殊的话题提醒了我们“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已经作为一种种族主义被接受了。４６％的美国人相信伊斯兰比其他信仰更倾向于鼓动针对非信徒的暴力活动。很显然，这种伊斯兰恐惧心理很容易被一些“威胁”现象所助长，比如外国穆斯林移民以及清真寺的增加，以及人们对极端以及温和的伊斯兰都持一种过度敌视的态度，好像大多数穆斯林都是恐怖主义者或者大多数恐怖主义者都是穆斯林一样。这种危言耸听的态度还反映出人们对伊斯兰的另一种简化含糊的歧义，从两个方面对穆斯林进行简化：一方面是对“西方”的偏见，另一方面是对文本与文化的统一解释及断言。“伊斯兰恐惧症”有些时候甚至被描述成是一些特定的西方地区的产物，或者起源于一些反穆斯林的地方主义，比如欧洲怀疑主义（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原文Ｔ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排外主义等思想。然而，除了这种对西方和伊斯兰二分法的理解，伊斯兰恐惧症或类似的排外性民族心理是否也可能同时存在于非西方地区，或者渗透到其他非穆斯林国家呢？尤其是在全球化巨大的影响力之下，一些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共同生存的温和思想很可能轻易地被忽略。事实上，刻板的伊斯兰恐惧症或偏见，以及某些极端穆斯林危害人类的罪行不应该作为衡量任何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交往结果的标准。 　　１、伊斯兰恐惧症的歧义：它是否属于国际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的出现及其负面影响看似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个全新的现象。过去几十年里，在解释西方与伊斯兰区域（Ｄａｒｕｌ——Ｉｓｌａｍ）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时，“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延伸性的概念成了这对关系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伊斯兰恐惧症”这一心理包含了种族的、政治的、社会文化方面以及心理方面的歧视和反穆斯林的综合心理，其最突出特点是偏狭、排外、暴力、偏见及歧视，目的是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即伊斯兰对西方文明是一个永久的威胁，穆斯林是原始的反文明的，穆斯林移民不可能在西方国家与非穆斯林互惠共生。总体来说，加强此种“伊斯兰与西方相对抗”的非此即彼的偏见是为遮掩一个复杂的事实，即：伊斯兰是反西方的；原教旨主义是反现代的；不变的传统与动态的变化，以及愿意回归或维持过去状况与适应现代生活的对比。很多情况下，“伊斯兰恐惧症”是通过一些有误导性的概念而自然产生的，比如“文明冲突论”，在“９·１１”事件以及最近对巴黎的嘲讽性的《查理周刊》的攻击等事件之后，这一思潮被过度夸大。在全球化巨大的影响力之下，“伊斯兰恐惧症”逐渐被一种偏执的观念描述成一种亡命的狂热信仰，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和“正常的”宗教。一些西方式的偏见已经显示了不断发展的“伊斯兰恐惧症”不仅存在于现代西方社会，而且很可能已经在所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交往的地方形成了典型的案列。 　　出于人本主义的关怀，“伊斯兰恐惧症”不应该也不能被塑造成为一种世俗的，无法避免的民族优越感，也要避免其他“天生的”针对伊斯兰地区（Ｄａｒｕｌ——Ｉｓｌａｍ）和穆斯林的偏见。要注意避免“伊斯兰恐惧症”的多种局限，以及过度简化其动机，以免在观察原本和平共处的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成为一种不必要的衡量标准。基于以上的精神原则，中国的回族穆斯林（讲汉语的穆斯林或中国穆斯林）被选择作为研究案例，突出论述其与主体民族汉族与其他的少数群体几个世纪以来的和平稳定的交往经历。虽然这样的共同生存关系大多数是温和平静的，但是偶然的动荡和小规模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清朝年间的穆斯林反叛（或起义）以及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都发生过的亵渎宗教信仰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由于种族文化隔阂或者其他政治原因引起的不可预测的动乱。事实上，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回——汉之间的共生关系从很多方面都保持着稳定。回族穆斯林已经在中国社会的核心地区定居了几百年，他们与西方国家那些因战争和贫困而涌入，以寻求避难和新生活的穆斯林移民不同。回族穆斯林不再被当作外来民族，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当地居民或本国居民，在他们所遵守的伊斯兰传统和实践当中有着“中国式”的基本特征。在这个例外的事实看来，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或像“文明冲突论”这样的概念既不能被认为是普遍的也不应该用来解释中国伊斯兰的处境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然而，主体民族汉族与穆斯林少数民族当今的民族关系却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紧张和敌对的时刻。新疆出现的分离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严重的政治高压和恶劣的民族文化政策而进一步加重。危机的接连发生导致了类似“伊斯兰恐惧症”或反穆斯林思想的传播，导致了讲突厥语的穆斯林，比如维吾尔族处于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最普遍的态度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安全，伊斯兰在中国应该被严格地限制在现代的新疆地区，或者其他“未被驯化”的穆斯林社区。广泛传播的“伊斯兰恐惧症”以及类似的反穆斯林思想已经渗透入中国并且影响着中国汉族将如何认知及对待穆斯林，包括“疯狂的”土耳其语系穆斯林和“温和的”回族穆斯林。毫无疑问，中国以前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稳定的共生关系即使还没有处于危险当中，也面临极大的威胁。 　　２、民族优越感或是反穆斯林主义？ 　　现代中国发生的亵渎宗教信仰事件 　　在现代西方社会，伊斯兰恐惧症导致了穆斯林与其他人群之间互相的认知不可能不带有猜忌和误读。与西方的穆斯林新移民所不同，中国回族穆斯林不仅在几个世纪里保持了他们特别的伊斯兰社会文化遗产，而且还保留了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即使有着主体民族汉族将他们中国化，但是回族穆斯林依然坚定不移地保持着他们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和履行宗教仪式。由于文化隔阂以及对伊斯兰不充分的了解，在汉回共同生活的环境中偶尔会发生亵渎宗教信仰的事件。这些民族文化上的误解逐渐破坏着现代中国的回族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原本正常与和谐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对伊斯兰知识的欠缺并不足为奇。一方面，大部分中国汉族人都信仰民间宗教，道教和佛教与伊斯兰有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回族穆斯林属于少数群体，因此他们的文化和宗教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无知中可以形成偏颇的认知、片面的概念甚至歧视。在清朝年间，一些汉族社会精英、知识群体和官员甚至坚持一种观点，所有穆斯林都应该受到谴责，伊斯兰教应该被政府禁止，因为它的“异教徒”性质。 　　在现代中国，对伊斯兰及回族穆斯林的排斥心理其根源是文化认同心理障碍，这与形成“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西方社会有所不同。虽然回族穆斯林规矩地生活在中国的每个角落，并且与汉族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但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宗教行为与饮食习惯将两者分离开来。即穆斯林遵守的伊斯兰的“清真”教条将他们与汉族社会隔离开来。根据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清真”的文化意义不仅仅表达了回族的身份，还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规则来约束消费行为，塑造了穆斯林社会的生活状况。毫无疑问，“清真”的本质是对饮食习惯最至高无上的指导，因此，食用猪和猪肉在回汉共生的社会中成为一个尤其敏感的话题，并因此而增加了两者之间的社会界限。吃猪肉的汉族不是很了解伊斯兰对哈拉木（非清真）的猪肉的憎恶，以及宗教规定的食用猪肉是禁忌或禁止的。即使想象中将猪或猪肉与穆斯林联系起来也将会被视为对伊斯兰的野蛮的亵渎。在汉族与回族穆斯林之间对于猪的认同和吃猪肉习惯的分歧不可避免的会引发民族冲突。 　　在中华民国时期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与猪相关的亵渎宗教信仰事件，是由一篇发表在《南华文艺》上的文章引起的。这篇发表于１９３２年的文章《回教徒为何不吃猪肉》，其作者娄子匡认为中国穆斯林的祖先是一半像人一半像猪的猪八戒，它是著名小说《西游记》里的一个主要人物。毋庸置疑，这样的言论必然会被当成严重的侵犯也引起了穆斯林的暴怒，以及全国范围内穆斯林的抗议。当时中国穆斯林最具代表性的杂志《月华》在１９３２年底专门发表了一期名为《辩诬》的专刊，试图对伊斯兰特殊的文化风俗进行澄清，努力纠正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认识。在这期杂志中，穆斯林精英们，甚至一些考虑周全的汉族学者们联合发表一致的声明，突出了中国汉族对伊斯兰的无知。这期特刊还声称对穆斯林的歧视与“五族共和”精神不一致，而这个精神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治的重要基石。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情况也未得到改善。更糟糕的是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所强调的忠于革命和排外的无神论思想，同时废除传统习俗和文化，禁止主要的宗教信仰，也包括伊斯兰。长久以来所遵守的习惯和信仰都被标榜为“陈旧”与“倒退”的，需要被取代。寺庙、教堂、修道院和清真寺都被迫关闭甚至被摧毁，然而信徒们遭受着从未有过的折磨。一些穆斯林（包括阿訇）被强迫去养猪，吃猪肉甚至模仿猪。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在疯狂的政治意识形态下针对伊斯兰信仰者犯下的罪行对整个当代中国来说是一次严重的侮辱宗教信仰的事件。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没有就此了结侮辱宗教信仰的事件。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发表的两本书引起了穆斯林的憎恶：一是名为《性风俗》的书，另外是连环漫画《脑筋急转弯》，最先发表在台湾，后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在１９３３年重印出版。这本《性风俗》类似于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因此，这两次亵渎宗教信仰事件激起一些主要城市里多次大规模抗议，包括集会和游行活动。与此相对应的是，２０００年在山东省阳新县发生的“清真猪肉”事件则引发了当地回族穆斯林与汉族的严重民族冲突。这次事件并不像《性风俗》或《脑筋急转弯》这两次事件一样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穆斯林的道德支持，这次阳新县事件的所有新闻和信息都被县政府查封，因此，这次事件被控制为一次当地回族与汉族之间的小型民族冲突。 　　在回族穆斯林的现代历史中，侮辱宗教信仰事件虽然引发了与汉族的冲突，但同时也加强了回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更重要的在于，无论是与猪肉相关的误解还是当地传统对伊斯兰婚礼和葬礼的误解，都反映出汉族人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偏狭见解和无知，他们秉持一种种族优越的心理，这种思想源于儒家传统，从文化上区分出非此即彼的“上等”汉族与“劣等”的非汉族中国人。不幸的是，伊斯兰的非典型特征与回族人民的国外民族起源，致使穆斯林相对于汉族被划分为“下等”的。这就是在现代中国不时出现侮辱宗教信仰事件的最本质根源，以及汉族反穆斯林心态的根源。尽管如此，伊斯兰在中国确实已经传播并被践行了１５个世纪，回族穆斯林基本上已经融入了中国传统社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与主体民族汉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共生关系，那么为何还会发生民族文化冲突，为何亵渎宗教信仰事件还是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为何中国会有伊斯兰恐惧症呢？西方学者认为，伊斯兰的虔诚模式使其在两种文明之间的跨文明对话中占据中心地位，然而这只是穆斯林历史中的一些特例，它原本记录的是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尽管有以上事实，但只要通过努力促进主体汉民族与少数回族之间跨文明对话，尤其是双方精英与学者的对话，仍然可以创造一个少有的良好机会来填补这个巨大的裂痕，并因此消除未来不可预见的侮辱宗教信仰事件。 　　３、被煽动的网络战争：２０１４年宁夏西吉北大清真寺的悲剧事件 　　如果说侮辱宗教信仰事件是反穆斯林偏见思想的一种“古老的”表现方式，那么当今全世界流行的“伊斯兰恐惧症”应该是这个长时间存在的歧视或种族主义的一种全新的词汇。通过先进的科学和媒体技术，尤其是英特网，它正广泛地疯狂地传播着，不断地扩散一种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憎恨和恶劣的心态。“９·１１”袭击事件以及世界各地所出现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像瘟疫一样蔓延，起到了一种火上浇油的作用。在网络上对伊斯兰不负责任的挑衅成为“伊斯兰恐惧症”作战的一种新型战略武器。网络煽动仇恨与偏见的作用和力量不能过度夸大，网络确实不像以前依赖于传统联系方式的制造恐怖活动，博客的出现给予普通民众能在工作之余将他们的信息进行传播，使之它的影响深度更广范围更宽，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部电脑和一个网络连接。随着现代中国因特网的爆发以及用户的急剧增加，这一新趋势被反穆斯林分子或伊斯兰对手们操纵着，宁夏西吉北大寺所发生的悲剧踩踏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 　　２０１４年１月５日早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当地清真寺中，１４个人在此次踩踏事件中丧生，大多数是孩子，还有无数伤者。在政府媒体的报道中，此次参加纪念宗教先贤的典礼中，是由于清真寺当权者向参加者分发传统油香时组织不善以及缺乏监督管理而造成踩踏事故。官方新闻中几乎未提及宗教典礼的真正本质，而是将责任归咎于分发油香时的混乱而导致了悲剧。后继的报道中显示了政府的 　　事实上，在清真寺中，对参加宗教典礼者分发食物是当地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在北大寺举行的仪式也是当地哲合忍耶苏菲门宦分支的一种定期活动，其追随者高度局限于西吉以及宁夏的其他县份。当天是阴历第十二个月的第十三天，也是哲合忍耶的第八位“谢赫”（圣人或阿拉伯语中Ｓｈａｙｋｈ，Ｍｕｒｓｈｉｄ，汉语中称老人家）马震武（１８９５——１９６０）的第五十四个忌日，这种纪念仪式被称作尔麦理（或阿拉伯语中ａｍａｌ）。尔麦理通常的习俗就是收到仪式组织者礼节性的一个油香和一块肉。换句话说，北大寺的纪念活动是一项公共的被允许的和配送食物的习惯性宗教活动。因此，对于踩踏事件的发生不应该发难于这些宗教传统或者宗教本身，而是公众对于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忽略导致了该事件的发生。 　　然而，网络上出现的对于北大寺事件的讨论和观点包含了一些愤世嫉俗的争议性以及挑衅的语言。一方面，非穆斯林嘲讽这些“无知的”穆斯林参与者，为了得到一份“便宜的油香礼物”就使自己成为制造混乱的暴徒，最后导致无谓的牺牲。这些嘲讽性的评论甚至将伊斯兰、其信仰实践以及信众讽喻为野蛮的，是中国通向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另一方面，穆斯林的观点也同样是消极的，好像全中国的穆斯林都要受到牵连，他们还认为这次事件是不光彩的，对于伊斯兰公共形象中虔诚和美德都是一种严重的损害。此次事件不仅造成了人员的伤亡，还造成了主体汉民族对于少数回族的穆斯林生活方式的持续性的反对和憎恶，这也算做是此次悲剧事件的另一种伤害。 　　更糟糕的是，在伊斯兰圈子里，评论也体现出西北部中国宗教派系的分裂对抗。苏菲门宦以其集中性和宗教权威的等级划分而闻名，并体现在有超凡能力的谢赫。国外引进的苏菲思想被当地的机构所采用，以及他们“非正统的或异端的”宗教行为都备受现代改革者和遵守天启经文者的诟病和攻击，例如伊赫瓦尼和萨拉菲，这两派都属于“新教”，而格底目（传统伊斯兰）和苏菲门宦属于“老教”。 　　两百多年来，多元的“新——老”教派塑造了西北地区独特的宗派主义现象，这也是中国伊斯兰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北大寺事件更加剧了苏菲门宦与“新教”之间长期以来的竞争关系；并且现代穆斯林改革派发出的批评更加暴力和激烈，他们攻击苏菲的宗教实践，包括对谢赫的崇拜以及在尔麦理过程中分发迷信物品，作为不正规征收钱财的借口，将钱财用于教区内的谢赫及他们的家人，苏菲宗教行为背后的如此“邪恶的”动机应该受到责备和批评。 　　网络上剧烈的观点交流和评论并没有逃离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和 　　４、新疆危机及当代中国极端反穆斯林主义的扩散 　　近几年来，新疆暴力分离主义（东突厥斯坦的独立运动）冲突加剧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公众注意力。自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疆地区不断的开放，国际社会包括游客、记者、学者、商人、议会代表和国际组织等对新疆的 　　介于新疆及中国其它地方恐怖袭击的频率和严重度都在增加，中国政府决定要消灭新疆最不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官方统一归类为所谓的“三大威胁”，即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任何能导致这“三大威胁”的根源或因素都应该被视为要彻底消灭的最迫切任务。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府都在实施一种矛盾的“软”与“硬”兼施的政策来瓦解新疆的维吾尔民族主义。软的政策是为了赢得维吾尔人口的支持以便他们能从文化上适应并被吸收进中国社会；硬政策的实施是为了拔除一些可能会引起分歧的因素，比如提倡独立或实施恐怖袭击。然而，这种硬性政策很明显已经变变得越来越严酷，所有限制都变成了政治控制，并且成为一种僵硬的两分法的思维：爱国主义对比分裂主义，少数民族对比主体汉民族，现代伊斯兰对比激进伊斯兰。不幸的是，在清除“三大威胁”以及消灭宗教极端主义的阴影下，中国政府公然将新疆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及其信仰实践视为滋生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对于当局以及大多数汉族来说，这样的思维正好符合他们提前预防任何穆斯林极端分子造成灾难的想法。事实上，宗教极端主义所表现的或信奉的不过是有争议的以及模糊不清的东西。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极端分子或恐怖行为都仅仅只是植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近年来原教旨主义以及其各种形式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巨大的影响之下，无论是在穆斯林属于少数的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中，在政治视野中它都成为了一个尤其复杂和敏感的问题。 　　因此，无论政府采取的是软还是硬的政策，居住在新疆或其他地方的汉民族的最近的共同立场就是严格遏制伊斯兰的宗教实践活动及其传播，并毫不仁慈地对待没有“中国人”特征的维吾尔族，这样的种族优越心理在中国会很快深化成一种更加排外的反穆斯林偏见。再者，现代伊斯兰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议题，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心理和行为也为中国的汉族提供了一个理由／借口，他们一直以来所持有的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狭隘和偏见的观点让他们更支持硬的政策。因此，新疆危机的恶化导致了反穆斯林意识形态的升级，使中国形成了隐形的危险状况。事实上，现代新疆发生的危机不应该让伊斯兰或穆斯林处于危险境地，只有通过真诚的努力，毫无偏见地接受所有中国穆斯林并保持其伊斯兰社会文化属性，才能消除民族冲突的噩梦。结论　 　　虽然现代“伊斯兰恐惧症”最早萌发于西方国家，但是国际化促进了反穆斯林心态以及对伊斯兰的偏狭心理传播。即使是中国主体汉民族与穆斯林少数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共生关系也无法避免其影响，发生在中华民国以及共和国时期的侮辱宗教信仰事件就是对此的证明。这些无法预测的事件的发生体现了因文化障碍以及汉民族优越感而产生的对伊斯兰的偏狭心理和反穆斯林主义。发生在西吉北大清真寺的踩踏事件及其后果同样揭示了网络上煽动敌意和仇恨的不同方式。除了汉民族长期以来的反穆斯林主义，在中国西北部穆斯林社区还存在着复杂的宗派对立问题，新媒体尤其是因特网已经成为穆斯林之间散布由来已久的教派内部仇恨和对立的新战场。 　　从广义上来看，以上所提到的现象与西方国家所发现的伊斯兰恐惧心理有相似性，但它在过去和现代中国并没有真正地盛行。然而，直到近几年来新疆危机的恶化，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使反穆斯林偏见心理升级成一种更危险的不稳定的情况。当前中国限制新疆正常伊斯兰活动以及对新疆不平衡政策，不应该成为中国继续征服和压制伊斯兰的基础。唯一能避免冲突和斗争的方式就是通过所有中国人共同合作，给予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更多的调解机会以及包容心态，欢迎现代伊斯兰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允许穆斯林少数民族保持他们的社会文化属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并维持主体汉民族与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几个世纪以来的共生关系。郑和论坛郑和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郑和国际和平会议”（简称“郑和论坛”）旨在提升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关系的学术研究，以促进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交流、友谊与和平！年吉隆坡会议的英文论著已由马来亚大学出版发行！为了满足中文读者的需求，郑和国际和平基金会将部分论文翻译成中文，并在“郑和论坛”依次刊载！an邮箱：zhenghe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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