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天纳王老实
多年以前，北京电视台曾经报道过一个假新闻：北京早点摊上的包子是把旧纸箱剁碎了包的。
炮制这个新闻的记者后来被判了一年刑。
其实我还挺爱吃那种“纸箱馅”的包子的。
那种包子都是以小笼包的面目出现，皮非常厚，一个包子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面，馅的调味很重，主要成分是猪肉和大葱，而且十分油腻。
可是，在因为起床气闷闷不乐又饥肠辘辘的早上，我却还是对它怀有某种期待。
那些早上，在早点摊炸油条的油烟笼罩里，那一摞摞小小的、有点过度使用的竹编笼屉，颜色暗沉，静静冒着白气。
打开一个笼屉，里面雪白的小包子们紧紧挤在一起，就像一窝鸟蛋。
抓起一个，咬一口，皮的外层韧劲很足，内层则被肉汁和油浸透了，滚烫的热气带着大葱和姜的味道冲进嘴里。
于是心情也一下子爽朗起来。
说实话那个新闻刚传出来的时候我还真没什么不快，也没有暗暗计算过自己到底吃了多少个纸箱。
我只是觉得这事还挺有想象力的。
你看，我对这种包子明显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感，即使那样耸人听闻的负面消息也无法动摇。究其原因，我猜大概是因为曾经，在更多年以前，一个阳光明冽的初冬的午后，我和一个不合群的朋友，分享过这样的纸箱馅包子。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不合群的朋友？
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际关系体验——如果你自己并非一个不合群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高中男生。
比如说你会时不时在你那群“正常的”朋友面前为那家伙辩护一句：“其实那傻b人不错，真的。”
大家多半也都会点头附和，然后就是片刻略显尴尬的沉默。
或者当那个不合群的家伙表现出他不合群的一面时，你多少会权衡一下，这会儿是否应该继续陪着他而不是去找你的小团体。
再或者你总得小心翼翼的琢磨，这次群体活动要不要把那家伙叫上，因为搞不好双方都会怪你。
你的生活里仿佛有一条线，一边是健康活跃的社交生活，一边是个阴郁而又敏感的家伙。
我的那条线是由一根香烟划出来的。
我很早就开始抽烟了，但是几乎没买过烟还会到处发烟，因为那个时候送礼还时兴送烟，很多人送我爸烟，他都堆在壁橱里，根本没数。
上高一的时候，我发现隔壁班有一个家伙总是一个人躲着抽烟。
这让我非常吃惊，你知道，对当时的我来说，一个人抽烟是一件完全不可想象的事！
如果不是大家凑在一起吹吹牛B、聊聊姑娘，抽烟这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学校里或者学校附近就那么几个可以躲起来抽烟的地方，他总是会避开我们这些抽烟的小团伙。
有好几次我们看见他走过来，烟都掏出来了，却发现我们在，然后就神情漠然的转身离开。只剩下我们对他的背影投去疑惑的目光，通常还会议论上几句。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在午休时分把几个“吸烟区”都转了一遍，看见他独自站在一条逼仄的过道里，正在点烟。
我也点上支烟走过去，冲他点点头，他警惕的看着我。我笑呵呵的问他抽的什么烟，他掏出兜里的万宝路烟盒给我看。
我说这个烟也太冲了，他点点头，猛抽了两口，把还剩一大半的烟扔在地上，踩灭，转身要走。
我叫住了他，把我的烟盒递过去，笑着对他说，尝尝我的。
他愣了一下，狐疑的盯着我，那个眼神就像流浪猫遇到陌生人的逗引时一样，不过最后他终于还是露出了一个笑容，接过了烟。
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
毕竟，无论怎样不合群，他也还是个普通的高中男生而已，外貌和举止也还算正常。
可是，如果是个，嗯，外貌更特殊的人呢？比如说，一个侏儒。
今天就包子吃的这个电影就是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侏儒主演的，叫《心灵驿站》。
这个电影里的侏儒比权力游戏里的小恶魔更像一个侏儒该有的样子，他面无表情，少言寡语，尽量避免和人打交道，不得不出现在公共场所时也摆出一副“其实我不在此处”的表情。
对，就和在地铁车厢里戴着耳机的你一样。
如果是正常身高的人我们会说他有社交恐惧症，可因为是侏儒所以我们会觉得那是“正常”。
是啊，你能想象一个热衷社交的侏儒吗？
这个名叫芬巴的侏儒孑然一身，在一家火车模型店工作，与同样孤独一人的年迈老板相依为命。
所谓火车模型就是那种可以自己搭建轨道和沙盘的，特别占地儿的成年人的玩具。西方和日本有不少热衷此道的火车迷，他们可以如数家珍的报出每个火车头的名字，他们甚至会驾着车跟拍某列特别中意的火车。
然后大家凑到一起分享这些片子，这家店就是这样一个俱乐部。
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适合一个寡言的侏儒。
因为火车啊，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还让人放心的东西。
不管明天多么的不确定，火车却总是会在确定的时间经过确定的地点。
火车从不失约。
就和死亡一样。
模型店老板还是去世了，但他留给芬巴一处乡下的房产——某个小镇边上一个废弃的小小火车站。
更准确的描述是一栋郊野当中的老旧木屋，门前有一条铁路，但再也不会有火车经过。
这个环境对芬巴来说堪称完美，虽然房子里连张床都没有。可是对他的块头来说沙发就足够了。
他可以每天沿着废弃的铁轨散步，每一步都刚好踩在腐朽的枕木上，耳边听着风吹过树叶和草丛的声音，脑海里火车的汽笛响起，打破这片宁静。
只可惜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门口的空地上有一个早点摊。
美国的早点摊叫快餐车，摊主是个古巴裔的小伙子，他爸最近病了，他这才不得不替父看摊。
通常这种小买卖人都讲究笑脸迎客、热情嘴甜，这方面他可以打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他已经到了搭讪两句之后就不拿你当外人的程度。比如芬德一大早要买一杯咖啡，他就连芬巴下午的行程都要了解一下。当他得知芬巴要去散步时，就主动提出跟着去，而且吹牛b说他特别擅长散步。被拒绝后也毫不气馁：没关系，那下次我可以跟你去吧？
无论是态度还是眼神，他都让人联想起那种特别黏人的狗子。
芬巴觉得这家伙烦人得要命，就逃去镇上的超市买东西，结果差点真的要了命。杀人未遂的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女司机，起因无非是手机响了、咖啡洒了这种破事，她慌神之际，先是极具迷惑性的斗折蛇行了两下，然后就向目标直冲过去。
如果换个人恐怕就完了，幸好芬巴重心低，一个鱼跃进了草丛。
一番道歉之后，二人分道扬镳，然而冤家路窄，同样的事故又在芬巴回程时重演了一次。
虽说想不出什么合理的动机，但芬巴真心觉得她是成心要谋杀自己。
然而事实上女司机并不是什么变态杀人狂，为了表达歉意，她晚上还特意携酒登门。
芬巴无奈之下让她进了屋，谁知她不但酒量差，酒品还不好。
一杯下肚女司机就崩溃了，原来她是一个隐居此地的画家，两年前儿子夭折，她也和前夫离了婚，每天靠一把一把的抗抑郁药片度日。
当晚醉得不省人事的女司机睡在了沙发上，而无奈的侏儒则只能睡在浴缸里。
第二天一早，早点摊的狗子目睹女司机衣衫不整的从芬巴家离去，禁不住对芬巴五体投地，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真是造化弄人，一个离群索居的侏儒，竟然莫名其妙的交上了两个朋友。
于是，芬巴像巡道员般的铁轨散步就多了两个同伴——絮絮叨叨的狗子和战战兢兢的女司机。
不知你是否曾沿着乡间的铁路走过，我小的时候走过。
在盛夏的华北平原上，风是干燥而灼热的，铁轨像是没有尽头的河流，有时有蜻蜓盘旋，有时有蚂蚱跳过。路基之下是茂盛的树木和广阔的农田，多半是玉米地，偶尔还能看到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混凝土碉堡遗迹。
没有火车经过时，除了蝉鸣和鸟叫，非常非常安静。
然而电影里三个朋友的清净却总被手机铃声打破。女司机通常不会接听，因为那基本上都是苦求复合的前夫打来的。
狗子会接，接完就会匆忙消失，因为那是他生病的爸爸打的。
好在芬巴没有手机。
后来有一次，芬巴向另外两人讲起了那些追拍火车的故事，二人很感兴趣。女司机提供了摄影机，狗子开车，火车迷芬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追拍之旅。
晚上，三人在女司机家看样片，大家都很开心，也都喝醉了。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中年男子突然来到女司机家，他第一眼看到的那个男人，酷似宿醉未醒的小恶魔，第二眼看到的还是个男人，像被魔山打坏了脑子的红毒蛇，然后他看见一个穿着睡袍从楼上下来的女人，是自己的前妻……
这样的场景对一个《权力游戏》的观众来说将会引发怎样的联想啊！
即使女司机的前夫没看过《权力游戏》，这一幕也弥漫着一种恶性的尴尬。
我和那个不合群的朋友也一起经历过一次恶性的尴尬。
那与校服有关。
我们上高中时校服还没有变得像现在这样丑陋。那会儿大家似乎还在关心好不好看这回事。
我们学校就有好几身校服，其中一套比较正式的是宝蓝色的西装外套和奶油色的西裤，女生则是奶油色短裙，胸口用金线绣着校徽。
当然即使是如此体面的校服我们也不太爱穿，只有当学校有重大活动时才不情不愿的穿上。
我还会系一根我爸的领带。
那一天有领导来学校视察，中午刚下课，我和那个不合群的朋友像往常一样，在离校门不远的路边抽烟，当然两人都穿着蓝得发光的校服。
那个地方并不是最安全的场所，可是安全的场所都有人了啊。
我俩正谈笑风生之际，忽然有个人以掠食者袭击猎物的速度越过马路狂奔而来。
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位副校长。
他显然处于暴怒之中，我完全被他的气势震慑了，以至于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他向我俩怒吼了些什么，唯一有印象的是他喊叫时喷在我脸上的吐沫。
老师在被激怒时总是会喷你一脸吐沫。
事后想来，他的愤怒是合情合理的，检查团还没走，竟然有两个学生大模大样的穿着校服在学校门口抽烟。
他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做出了一个同样合情合理的处置：“把校服给我脱了！”
我和不合群的朋友对视了一眼，开始手忙脚乱的脱外套。
副校长一把抢过我俩的衣服。
不合群的朋友忽然开口：“裤子还脱吗？”
我一下没忍住笑出了声。
这件事让我俩挨了学校的处分，处分得很重，我觉得那句“裤子还脱吗”功不可没。
可是不合群的朋友却说，他不是故意想要火上浇油，他当时被吓懵了，那个问题是认真的。
所以，不合群这件事并不一定要有个什么隐藏得很深的原因，比如我这个朋友，我觉得他仅仅是不太机灵而已。
后来，我俩不会再单独抽烟了，我们会和我的小团体一起，在更安全的地方抽烟。
至少在抽烟的时候，不合群的朋友开始合群了。
可惜电影里的三人组却散伙了。
女司机和前夫大吵一架，电影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吵架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前夫会说什么——在震惊和暴怒之下，谁都难免喷别人一脸吐沫。
更明显的证据是，女司机再也不想见芬巴了。她又回到了抗抑郁药片的怀抱中。
狗子的离开则更平常一些：他以前总是约芬巴去酒吧，芬巴当然不会去。但这次，芬巴答应了，可是，因为爸爸的病情，狗子却爽约了。
芬巴不接受他的道歉。
我们不能怪芬巴玻璃心，一个侏儒，本来就应该玻璃心。
而且总是会碎成渣渣。
所以还是远离人群比较妥当。
我不是侏儒我都知道，孤独总好过心碎。
可是，这个世上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当我们走进一个空置已久的房间时，我们并不会觉得它很空。然后我们搬来家具、挂上窗帘、摆上鲜花，住上一段日子，甚至嫌它有点拥挤。直到某天我们又要搬家了，家具、窗帘和鲜花被拿走，这个时候，空房间虽然只是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但我们会一下子觉得：这个房间，怎么如此空空荡荡。
芬巴本来想用酒精把自己填满，他醉倒在门前的铁道上，然而恍惚间，他看见这条废弃已久的铁路上，开来了一列火车。
机器轰鸣，汽笛响亮，浓烟滚滚，车头的大灯不留情面的把他照得一清二楚：一个倒在废弃的轨道上的侏儒。这条轨道哪里也去不成，而那个侏儒，除了孤零零的等死，别无选择。
第二天醒来，他发现那不过是个梦，但他决定再做一次选择。
然后他在女司机家发现，服药过量的女司机也在等死。
他叫来了狗子，二医院。
女司机康复出院那天，三个好友悠然的坐在她家门廊上，对着宁静的夜色，谈天说地笑语盈盈……
啊，糟糕，我都忘了包子的事了。
其实就是被扒掉校服那天，校长气哼哼的拿着衣服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来命令我俩在检查团离开前不许回学校，下午四点以后再去教导处拿衣服。
我俩穿着单薄的衬衫在北京初冬的寒风里瑟瑟发抖，阳光十分明亮，但是毫无温度。
不合群的朋友叹了口气，说：“先去吃饭吧。”
我点点头，然后意识到钱在校服外套里。他掏了掏裤兜，也一无所获。
他哆嗦着想了想，拉着我拐进一个居民区的小道，守候了大概五分钟左右，他眼睛一亮，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一个穿着小学生校服的小胖子正欢快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不合群的朋友窜过去截住小胖，摆出一副狰狞的嘴脸，低吼道：“兄弟！借点钱！”
小胖愣了一下，无辜的说：“我，我没钱。”
不合群的朋友一把抓住他的前襟：“让我搜出来打死你！”
小胖眼珠一转，带着哭腔说：“钱，钱是给我妈妈买药的！”
“别他妈废话！”
小胖从兜里掏出十块钱。
不合群的朋友一把抢过钱，拉着我快步离开，身后传来小胖稚嫩的声音：“那你什么时候还我呀？”
我俩买了两屉“纸箱馅”包子。
吃包子时我赞叹道：“卧槽没想啊！你丫牛b啊！”
不合群的朋友往嘴里塞了一个包子，三口两口就吞下去，然后低下头有点不好意思的说：“要是我就一个人其实也不敢。这不是，”他抬头露出笑容，“这不是，还有你在么。”
“这不是，这不是，还有你在么。”
那是我在那个年纪能说得出口的最肉麻的话了。
我说完，自己也有点脸红。
我那个朋友听了，也不好意思的笑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以为，他对这种感情的表达要比我习惯得多，毕竟，他和我不同，他一直都是个特别合群的家伙。
是的，其实，我才是故事里那个不合群的朋友。
到现在依然是。
可我还是阴差阳错的交到了一些朋友。
我的朋友们啊……
承蒙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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