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探析
陈新丽1,罗国祥2
(1.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2.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摘 要：近些年来，保守主义思潮在欧洲再次盛行。《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对穆斯林群体的忧虑和排斥在整个欧洲弥散。欧洲的伊斯兰忧虑既有对穆斯林族群“人”的因素的忧虑，也包括对伊斯兰文化冲击的忧虑。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固然与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恐怖主义行为有直接关联，但是泛化的伊斯兰恐惧更多是欧洲人的集体癔症。在社会危机、经济衰落的现实与残留的欧洲文明优越感剧烈冲突的背景下，其本身是欧洲保守势力的政治建构与舆论操纵的一个结果。倘若欧洲鼓动所谓“去伊斯兰化”，受害者无疑是居住在欧洲的静默的穆斯林普通居民。“去伊斯兰化”亦是对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的否定，最终很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对欧洲社会的反噬。
关键词：欧洲；伊斯兰恐惧症；集体癔症；文化多元主义
一、新的保守主义思潮在欧洲勃兴
在欧洲，近年来针对外来群体的保守主义思潮有所勃兴。特别是在举世震惊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对穆斯林外来群体的忧虑和排斥情绪日益发酵并弥散开来。人们或许还记得，一个世纪前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欧洲曾引发反犹思潮；冷战后为抵制美国文化入侵，欧洲社会也曾轰轰烈烈地兴起反美主义。但是，现今在欧洲再次盛行的保守主义思潮所排斥的群体早已不再是犹太人，所针对的文化入侵也不再是美国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其矛头指向欧洲的穆斯林群体及他们所属的伊斯兰文化。
法国著名政治学教授拉斐尔·利奥吉尔(RaphaЁlLiogier)指出，在欧洲民众眼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主要是一群脏兮兮的、闹哄哄的廉价劳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他们则更多是“坐等救济的人”或“社会寄生虫”[1](82)。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穆斯林群体开始让欧洲民众感到恐惧，“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在欧洲初现。对于数量急剧增长的穆斯林移民，欧洲民众表现出担忧甚至害怕情绪，他们既担心穆斯林群体抢占利益，又担忧穆斯林年轻人的失业与犯罪等社会问题。自21世纪以来，欧洲人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知觉”发生了新变化，变得更加焦虑甚至恐惧。如今在欧洲随处可见的伊斯兰标识物、虔诚的宗教膜拜仪式、人员密集的信徒集会，乃至伊斯兰妇女穿戴的面纱，对欧洲人而言，都极其容易被转化成一种心理上的危险信号，对激进的人士而言，还会涌起抵制情绪。总之，当前在欧洲不断发酵的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保守主义思潮，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首先，当前涌动的保守主义思潮不甄别穆斯林信徒的来源、肤色，也不强调穆斯林群体的利益侵占。随着近年来一系列恐怖袭击的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开始将激进的伊斯兰视为最重要的威胁，进而认定伊斯兰教威胁到世界文明的进程，阻碍了人们实现民主、人权甚至更高程度的经济繁荣。当前在西方盛行的主流观点认为，伊斯兰作为一个整体，不分肤色与地域，共同致力于削弱、推翻甚至取代西方价值观。因此，穆斯林问题已经上升为安全问题。
其次，如果说曾经的反犹思潮和反美主义，主要是社会中上层和文化精英在推动，现在在欧洲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保守主义思潮，其推动力量更为广泛，包括从社会精英到普通大众的各个社会阶层。譬如在法国，年法国民意调查机构(Ifop)曾对法国不同群体进行过两轮有关境内穆斯林群体的问卷调查，其结论显示，法国76%的受访者都深信伊斯兰在法国增长过快，42%的人认为伊斯兰教对法国构成了威胁[2]。法国的情况其实是欧洲社会的一个缩影。
再者，这一次的保守主义思潮，社会动员能力更强、组织化程度更高。比如，借助于互联网的便捷，年在法国成立的名为“捍卫世俗”(Ripostela?que)的网站已发展为欧洲反对伊斯兰教的民粹主义重要阵地；而年在苏黎世举行的以“去伊斯兰化”为目的的“国际反圣战大会”也是规模空前。此外，仅21世纪初，在欧洲便涌现出诸如保卫英国联盟(EnglishDefenseLeague)、保卫德国联盟(DutchDefenseLeague)、保卫法国联盟(laLiguededefensefrancaise)、阵营者联盟(Blocidentitaire)、保卫欧盟联盟(EuropeanDefenseLeague)、荷兰自由党(FreedomParty)、瑞典民主党(SwedenDemocrats)等组织及政党，他们的具体主张虽然有所不同，但大都将社会犯罪和失业归咎于外籍移民，煽动排外和种族仇恨主义，坚持种族和文化的绝对差异，以抵制欧洲的伊斯兰化为己任。
二、对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剖析
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穆斯林族群的忧虑，忧虑“人”的因素；二是对伊斯兰文化传播的忧虑，担心“价值观”因素。
(一)对穆斯林族群的忧虑
欧洲人对穆斯林族群的忧虑又可具体细分为两方面，既有对少数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的恐惧，又有对整个穆斯林移民群体人口膨胀的担忧。
年1月7日，法国巴黎的《查理周刊》报社遭受两名蒙面枪手疯狂扫射，10名媒体人死亡，2名警察遭遇不幸。次日，一名女警察和一名清洁工又被黑人男子库利巴利当街射杀，下午，库利巴利劫持一家犹太超市，致4名人质死亡。其后证实查理案枪手库阿齐兄弟俩是也门基地组织成员，而枪杀女警察、劫持犹太超市的库利巴利则是“ISIS”的“圣战者”。这种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给法国人带去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发现此次查理案及其后续案件的凶手皆为法国的穆斯林族裔移民，他们出生在法国本土，操着流利的法语，接受了法兰西共和国多年的教育。因此，当人们意识到身边有这样的极端危险存在且事先毫无征兆，震惊之余也形成了更深的忧虑。
如果说21世纪伊始，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主义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给全世界带来了心理阴影的话，而年初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更使得许多普通欧洲民众，在认知上越来越易于简单地将穆斯林移民同极端宗教主义分子、狂热民族主义分子、暴力恐怖主义者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大程度上，现在伊斯兰世界整体形象已被快速妖魔化，穆斯林移民已被视为欧洲国家内部具有隐秘攻击性、极具危险性且数量庞大的特殊人群，由此出现了泛化的“伊斯兰恐惧症”。
不过，在欧洲出现的“伊斯兰恐惧症”最初源自于欧洲对于穆斯林移民人口数量的担忧。这种忧虑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当然，那时人们忧虑的不只是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增长，而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所有移民群体数量的增长。在“光辉的三十年”时期，欧洲人开始担心境内人口的差距。然而，此后欧洲对穆斯林人群的特殊担忧，是因为在欧洲，穆斯林通过移民与人口繁衍，在人口结构中所占比例快速增大，一跃成为欧洲最大外来族裔。现今新移民出于“投亲访友”，或者躲避战乱等原因，源源不断地涌入各个欧盟国家。此外，欧洲穆斯林人口相对年轻，生育观念与欧洲民众大相径庭，不同于欧洲家庭普遍的低育率，穆斯林家庭的子女普遍众多。这成为加剧欧洲伊斯兰化忧虑的另一原因。部分欧洲人担忧随着欧洲白人的新生人口的减少，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加，欧洲国家目前的人口结构将最终被改变。
(二)对伊斯兰文化传播的忧虑
法国历史学家朱斯坦·韦斯(JustinVa?sse)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展望年的欧洲，他写道:“到年，欧洲将会认不出来了。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道，林立的清真食品店将取代目前的浪漫酒吧；柏林的路标将用土耳其语书写；奥斯陆和那不勒斯的小学生，将在课堂上朗诵《古兰经》。”[3]这寥寥数语集中概括了欧洲人对伊斯兰文化传播的恐惧，或者说概括了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忧。伊斯兰教的标识物、宣礼塔、清真食品以及妇女的面纱等，已经让欧洲人切身感觉到伊斯兰教无所不在。他们担心伊斯兰文明会在欧洲乃至全球传播开来，忧虑伊斯兰文化给欧洲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忧虑西方文化价值观会渐渐被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取代。
清真寺数量的增加让欧洲人直接感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存在，但真正加剧“伊斯兰化”恐惧的重要因素是两种宗教现状的对比。在欧洲境内，基督徒人数不断锐减、欧洲白种人去基督教场所的频率日益下降、欧洲年轻人信基督教的比例持续缩小。相反，穆斯林人数的激增、信仰的虔诚、年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热忱、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社团在欧洲的大量出现、公立学校对伊斯兰课程需求的增加等，这一鲜明对比极大地加深了欧洲人的担忧与恐惧。此外，每逢穆斯林的传统节日，穆斯林们往往占用部分街道用于满足做礼拜需求，这一行为在欧洲人看来，是穆斯林移民及族群主动宣示且刻意强化他们的伊斯兰文明，这些日复一日的刺激给欧洲人带去了深深的不安。
甚至一些细节，比如穆斯林妇女穿戴的尼卡(布卡或全身面纱)，在欧洲也成了反对者的攻击目标。在欧洲女权主义者看来，穿戴面纱损害了妇女的尊严，象征着奴役的身份。女权主义者强调依据西方价值观，尼卡的存在是对欧洲价值观的挑衅，有悖于人类的现代性。女权主义者还从安全的角度强调，穿戴尼卡的人有支持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的嫌疑。目前在欧洲，即便在一些通常不被视为极端分子的社会精英口中，反伊斯兰教的言论也频繁出现。譬如法国的社论家伊万·里乌福(IvanRioufol)不惜将穆斯林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同15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历史相提并论。在欧洲穆斯林人口急剧增长的态势下，伊万·里乌福渲染道，“到21世纪末，欧洲将失去自己的文化和身份，欧洲任何抵抗都没有意义，最终伊斯兰势力会侵占欧洲所有的领土”[4]()。伊万·里乌福的观点，会让欧洲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联想、警觉甚至暴力情绪。
三、泛化的“伊斯兰恐惧症”是欧洲的集体癔症
目前，欧洲每天都出现有关伊斯兰的各种数据：清真寺与宣礼塔的数量、穿戴伊斯兰服饰的妇女人数、军队中的穆斯林人数、失业的穆斯林人数、穆斯林协会数量、穆斯林人口的出生率、移民及改宗人数等。这些数据的存在足以反映出欧洲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警戒，同时这些数据也在不断强化着欧洲人的观念，使欧洲的伊斯兰恐惧在本土群体中泛化。
这种对外来穆斯林族群的担忧固然与少数极端分子的相关恐怖暴行有直接关联，但是泛化的伊斯兰恐惧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复杂成因。既然传播到欧洲的伊斯兰文化和古老教义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欧洲的穆斯林群体整体上也未发生实质变化，那么该如何理解欧洲这种泛化的伊斯兰恐惧？许多社会精英鼓动的所谓“去伊斯兰化”会有助于找回欧洲民众的安全感吗？研究者或应思考，为什么伊斯兰教妇女穿戴布卡没有被视为坚持民族宗教信仰和继承文明传统的表现，而是被视为在欧洲强行执行伊斯兰教戒律的表现，进而上升为社会问题；为什么欧洲快餐店出现的清真三明治没有被视为日常消费商品多样化的表现或者绿色素食产品，反而会被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在笔者看来，泛化的伊斯兰恐惧，本身是欧洲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下，欧洲舆论操纵及政治建构的产物，是欧洲人的集体癔症。
首先，穆斯林移民的社会组成是多样性的，从穆斯林的职业和社会经济组成来看，这一群体并不只有贩毒者或恐怖主义者。
根据法国民意调查机构(Ifop)的调查数据显示，法国的移民组成中，65%出于工作和学习目的，20%出于家庭团聚目的；而英国的情况也类似，59%为工作或学习目的，21%为家庭团聚移民[5]。分析法国穆斯林的职业和社会经济组成数据可以发现，除了学生和老人外，法国的穆斯林中工人占比8.4%、职员6.4%、商人及手工业者或者是企业管理层6.6%、中介机构人员4.5%、自由职业者3.5%[6]()。或许，在欧洲人眼里，法国的阿拉伯人、英国的巴基斯坦人、德国的土耳其人，他们尽管不在同一个国家，但却有共同的特点，即穆斯林[1](73)。然而，穆斯林的社会组成是多样性的，绝大多数人并非恐怖主义者。
不可否认欧洲穆斯林群体往往收入不稳定、卫生状况很差、安全问题突出，这些问题反映出这一群体的脆弱性。以法国穆斯林最大聚居区塞纳圣德尼斯为例，那里平均失业率为20%，高于法国平均水平两倍，而年轻人的就业比率只占43%[7]()。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去获得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却也不应该被幻化为一种令人恐惧的存在。事实上，穆斯林聚集的城市街区本身往往可能就是一些问题区域，如犯罪率高、毒品交易猖獗、犯罪网络发达、暴力事件严重等。
此外，欧洲人往往认为伊斯兰教不宽容且具有征服性、政教不分、崇尚暴力、歧视或粗暴对待女性。他们认为《古兰经》中规定的伊斯兰教的绝对服从理念，使得伊斯兰教成为了一种狂热和爱好征服的宗教，认为“9·11”事件的悲剧不仅仅是恐怖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伊斯兰教集权主义崇拜盲目服从的结果[8]。然而，事实表明，伊斯兰教非但不是引起犯罪的决定因素，相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据年《宗教观察》调查显示，持久稳定的宗教虔诚，对于穆斯林的青少年来说，是有益于促进他们学习进步的[9]()。在平民街区出现的宗教热情并不意味着社会的不安定，穆斯林无疑有自身的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
其次，无论是从欧洲境内穆斯林群体的人口数量和婴儿出生率来看，还是从欧洲近十几年的移民潮来看，那种认为穆斯林最终会取代欧洲本土人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穆斯林主要聚集地为欧洲各大城市，欧洲民众往往认为这是穆斯林要占领各大城市的标志，但依据利奥吉尔的研究数据，包括所有与穆斯林文化有一定根源的欧洲人在内，穆斯林群体也只占欧洲总人口的4%[10]。他指出，即使欧洲人眼中的穆斯林人不分种族、文化、国籍差异，且穆斯林群体的人口出生率普遍高于欧洲人口出生率的平均水平，按照目前那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们当前出生率的增长比例，就算一个世纪之后，也很难达到欧洲总人口的10%[1](54)。利奥吉尔对欧洲人口增长的研究揭示，年至年间，欧洲的人口增长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只是偶尔有所增长(如荷兰与法国)，但在欧洲的穆斯林人数则不断在下降。利奥吉尔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穆斯林群体经济上的脆弱性，与普通欧洲人相比，经济和社会危机对穆斯林群体的打击要大得多[1](68)。从巴黎国家人口研究所研究员约瑟夫·卡贝基(YoussefCourbage)及人类学家艾曼纽·托德(EmmanuelTodd)的研究结果来看，信仰伊斯兰教本身并不能解释穆斯林的高出生率，当前世界上大部分穆斯林聚集的国家都处在人口转变期，人口增长率持续快速降低[11]()。据年查勒斯福·威斯脱夫(CharlesF.Westoff)及托马斯·佛瑞杰卡(TomasFrejka)的研究结果显示，欧洲穆斯林移民的人口出生率与欧洲齐平。以德国为例，主要来自于土耳其地区的穆斯林移民中，目前每个妇女大约稳定在生产1.9个孩子，瑞士的情况大致相同，荷兰为1.6个，法国是2.2个，全欧平均数为2.1个[12]。可见，欧洲穆斯林群体的人口数量并不庞大，且他们真实的人口出生率并不高。
此外，从移民规模看，欧洲近些年并无大规模的移民。“年至年间，法国移民增长速度保持在1.1，英国为3，而德国为-0.7，近30年间，欧洲特别在欧盟内，这一数据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13]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移民数量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不上其他三类人群：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以及非穆斯林的东南亚侨民)、欧洲内非欧盟国家侨民、南美及北美侨民[14](46)。年至年间，中国人移居法国的人数，从第十二名上升到第五名，仅低于第四名的突尼斯人。事实上，欧盟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其中在德国、荷兰以及英国，波兰人是移民中数量最多的；在欧盟其他国家中，罗马尼亚移民数量是第一位的(年为人)，波兰人次之(人)。欧盟移民中，摩洛哥移民(人)位居第三，且大都是穆斯林，比波兰移民少将近10万人，比罗马尼亚移民少将近20万人[15](18)。因此，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数量，在现实中并不会对欧洲社会造成想象中的巨大影响。
再者，欧洲关于伊斯兰文化会取代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实质只是社会精英和政治力量有意建构的一种“错误知觉”，而鼓动所谓“去伊斯兰化”并不会有助于欧洲人找回安全感。
欧洲文化曾经被视为世界文明的参照，冷战后却面临着衰落的事实，然而欧洲一些精英们始终保持着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在他们的观念中，进入欧洲的移民理应入乡随俗，拥抱西方文明和信仰。然而进入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不仅为数众多，且往往坚守伊斯兰教信仰，难以被同化。正是这一共同信仰，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穆斯林移民有了强烈的认同意识，形成了“穆斯林移民社区”[16]。
在众多欧洲社会精英眼中，欧洲移民问题之所以棘手，主要归咎于穆斯林移民，他们主观想象穆斯林移民不想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担心穆斯林群体不断扩大将会危害本土社会甚至威胁国家安全。比如，法国学者艾利克·齐姆尔(EricZemmour)认为从底层社会开始蚕食的伊斯兰化运动最终会耗掉世俗化所有既得成果，因此他将自己于年10月出版并在法国热销的一本著作命名为《法国自戕》(LaSuicidefran?aise)[17]。无独有偶，德国人蒂洛·萨拉辛(ThiloSarrazin)于年出版的《德国自取灭亡》(Deutschlandschafftsichab)[18]一书，书中大肆强调受教育程度低的移民给德国造成巨大威胁，而该作品也一度成为德国最畅销的图书。这类图书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迎合、助推并引导了时下欧洲社会渐长的伊斯兰恐惧心理和排斥移民心态。
可见，欧洲社会精英首先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建构为一种挑战，即“穆斯林挑战”或“伊斯兰教挑战”。基于这样的建构，他们力图向公众表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是欧洲的一个“社会问题”，一种“潜在风险”或“现实威胁”。按照乔斯林·塞萨里(JocelyneCesari)的分析，欧洲人首先构建起一个“国家象征性的边界”，“他们将欧洲的传统、礼仪、文本、话语系统、集体记忆等列为这个象征性边界的构成元素，以此判断对方是敌是友”[19](1)。也正如中国学者李维建指出的“‘国家象征性的边界’的概念，实际上是故意将欧洲内部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外化为‘他者’，欧洲的对立面”[20]，“敌人具有内敌与外敌之分，欧洲的穆斯林属于内部敌人，却比欧洲之外的穆斯林敌人更值得警惕与防范”[21]。而当伊斯兰教信徒被这些欧洲社会精英简单地贴上拒绝现代性、极端狂热、隐藏有攻击性、反世俗民主等一类标签时，穆斯林显然已经处于西方民主价值的对立面了。
勿庸讳言，现在有些人在欧洲积极鼓动所谓的“去伊斯兰化”，本质上是对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的否定。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Finkielkraut)及米歇尔·特利巴拉(MicheleTribalat)，作为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彻底改变了欧洲国家单一的人口结构和民族结构，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是造成当前欧洲民族融合危机及欧洲身份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族群、语言、文化和宗教等矛盾而实施的一项成功的社会政策，是与文化多样性、主张尊重差异、追求多元文化并存的重要社会思潮。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事实上发挥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本是欧洲经济及政治危机下保守主义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伊斯兰恐惧症”也是欧洲经济及政治危机的一种产出。倘若积极鼓动所谓“去伊斯兰化”，受害者无疑是居住在欧洲的静默的穆斯林普通居民。当然，“去伊斯兰化”本身在也很可能会激起更大范围内对欧洲主流社会的真正仇恨并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势必反噬欧洲社会的整体稳定和繁荣。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dwwaw.com/zlyz/112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