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8级的扶中学子再说文科班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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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聚斋(ID:ffga-ws)

不记得是谁说过:回忆就代表着人已老矣!现在的我们也常常会回忆过去。回忆我们的童年,回忆我们学生时代。今而有幸看到咏梅同学对过去高中生活的回忆,也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近三十年了的过去,就如电脑保护屏一样一幕幕地在眼前闪现,所以粗略勾勒几笔,也不枉自己曾经的过去,希望才华横溢的同学们,不要耻笑俺文笔的拙劣。

如果咏梅、小会同学的文章是“阳春白雪”,那就让同学们再见识一下“下里巴人”的卑微。当我离开自小生活的农村,一下子来到了县城读书,对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我来说也是一份家族的荣耀。所以,刚踏进县城高中的大门,我充满着好奇,也满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然而,由于扶风高中是属于重点高中,学生自然也是来自各个地方的优秀生,所以对于也曾经优秀(小学、初中)的我来说,加上英语基础较差,很快就沦落为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支撑着自己的唯有仅剩下的自尊和自强。

那时候,我们从农村到高中读书的人,基本上每学期一开学,都要从家里交一定的粮食(麦子)到学校,然后适当地交点加工费,就兑换成学校自制的粮票。每天到了吃饭时间,拿着碗筷,挤进拥挤的队伍当中排队打饭就餐。那时候学校的伙食其实很简单,早饭无非就是馒头、拌汤、包谷珍(冬天);午饭基本上都是面,偶尔用水煮一大锅蔬菜,零星飘几颗油腥,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而要买菜吃是不用粮票的,必须拿钱买,说起来也不贵,一毛钱一碗,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场奢侈的盛宴。偶尔,学校门口的豆花,只要谁能买上一碗,那当然不会一口气就吃完的,必须用食堂的热馒头蘸着把豆花上面的辣子油吃了再说。因为我们是住校生,所以一般都会从家里带一周吃的干粮的,但那时条件毕竟有限;夏天时,还没等把馍吃完,就会生霉的,但又不能丢了,于是,拿出来在身上或用手擦擦,继续吃;到了冬天,周四左右干粮已经就硬得咬不动了,于是,掰碎放在碗里,端去接点开水,撒点盐,依然吞进咕咕作响的肚子。去年在电视里看《平凡的世界》,当看到孙少平在县城食堂躲别人吃饭时,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说实话,我很喜欢《平凡的世界》这本书。

那时,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基本上是7个人一间宿舍,宿舍里除了一张桌子,就是一张从门口铺到窗户的大木板床,每个人占一溜,一个挨着一个,铺的就是自己从家里带的褥子,冬天为了御寒,有些同学会给褥子下垫上一层麦草席。条件稍微好点的,有暖水袋可以灌点开水暖暖脚,没有暖水袋的同学,有的也找些挂了吊针的玻璃瓶,灌点开水拿来暖脚。宿舍的门插销基本上是坏的,我记得我们宿舍就是用一根木棍顶着,在外面使劲一推,也会推开的。加上学校风气那时有一阵子很乱,偶尔还会发生半夜三更被入室抢劫的事。

我家到学校距离是10公里左右,那时坐公共汽车也只要1、2毛钱,就那,还是舍不得。每次学校周六中午一放学,我就会约上同村的几个学生,沿着乡村小路走回去,我记得基本上每次要走2、3个小时才能到家;同样,周日在家吃过午饭,再背上一周的干粮,又经过2、3个小时的跋涉到达学校;当然,家里条件好的同学,都是骑自行车上学的,而还是有一些像我一样徒步奔波了几年的步行军。

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时不是学校给我们粮票嘛!学校自制的粮票实际上就是一张印了一排数字1、两、三排数字2的单纸片。每次吃饭时,你需要吃几两,食堂管理员就用圆珠笔直接划掉数字几;慢慢地,同学中就流传把饭票贴在纸壳上。原来这样做的窍门是,把饭票贴好后,再用浆糊在饭票表面抹上薄薄一层晾干,等食堂管理员划掉数字后,再用热毛巾把划痕擦掉,可以重新用的。可是,这个把戏没延用好久,就被食堂识破了,从此,不允许任何人把饭票贴在纸壳上。

我说那时学校风气不好,可能有些同学不一定同意,但那时武打片、港台片也刚刚在内地兴起。学校里就有很多拉帮结派的学生,县城的有北门片区的,东关的,乡镇里就有法门的、绛帐的、新店的等等,反正可以说帮派林立,各自为阵,稍有矛盾,约架稀松平常的事;反正那时打架还是很讲规矩的,两派约架,把人喊在一起后,由每个队伍选出一个进行单挑,胜者为大。当然,那时实际上学生中也不是谁的势力就能一手遮天,主要是学生中有些同学伙到社会上的一些二流子,一有事就喊来扎势站场,所以,很多如我这般胆小的就只能躲得远远的了。

学习是必须刻苦努力的,但环境、现实又不得不让人低头,于是,就有了性格内向、稍显自卑的我。好在我遇到了一帮热心的同学,知心的朋友,是你们一直支撑我走过了略显苦难的过去。现在我虽然远离家乡,身在异地,但凡是有机会回到老家,总会遇见熟悉的你,我的老同学。总之,无论我归向何处?无论我处在何地?我一直魂牵梦绕的还是我的故乡,我永远心存感激的还是你们,我的高中老校友,我的同班老同学。

谢谢你!给了我自信和勇气,谢谢你,也曾在我苦难的过去让我尝到一丝丝甜蜜;我的高中时代,我的高88界文科班,我会把我对过去满满的过去永远珍藏在心底。

延伸阅读

鲁咏梅:文科班的那些事儿

在我们扶风高中的一次同学聚会上,不知哪位同学说了一句“我们当年的文科班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由此引发了我的一番感慨。这句话虽然略有些夸张,但仔细想想,我们那一级的文科班还确实有一些特别之处,至今还有很多有趣而美好的事儿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文学社·演讲

当年,我们扶风高中八八级一共八个班,高二文理分科时,高二(6)班变成了文科班。我们六七十个来自不同班级,怀揣着各自梦想的同学便从此聚集在了一起。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有几个喜欢高谈阔论、追逐潮流的同学,文科班里的同学们关系融洽友好,学习氛围活跃积极。

文科班的同学,大多数是擅长文科的,自然有一些作文水平高的同学。文科班组建不久,班上就成立了“凤飞”文学社,白福利、陈永强、赵红娟、张文宽等几位能写会画的同学成了文学社的社员。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单独的活动,显得神秘而优越,让我们这些非社员们充满了羡慕之情。记得文学社是出过几期油印报纸的,上面刊登了一些社员的诗歌和散文。每期的油印报纸会在班上迅速传递开来,大家在油墨香味中品读同学们质朴而清新的文字,都感到非常亲切和好奇,也真心为班上的才子们叫好。也许因为功课日渐繁重的原因,文学社大概坚持了一学期就解散了,学员们的作品我已没有任何印象,但其中两个社员的笔名却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胡然”,一个是“胡绳”,如果不了解当地的方言的人,不会觉得十分特别,而了解了的,会油然觉出幽默。这两个词有“胡说”和“作”的意思,这笔名中蕴含的自嘲和自负,让人忍俊不禁。

如果说文学社是同学们展示文笔的平台,那么班上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演讲活动就是同学们展示口才的好机会。时值十六七岁的年龄的我们都有着强烈的表现欲望,于是,常常就能看到同学们各种形式的演讲。记忆中,张佩锋、吕涛等都在班会上做过精彩演讲,而周向东的演讲最让人记忆深刻。

那天,周向东声情并茂地做了一场题为《皮鞋与布鞋》的演讲,阐述了农村同学只有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能脱掉布鞋,穿上皮鞋的观点。其实,向东同学的观点在那时候的社会背景下是不无道理的。那时,别说是农村同学,就连城镇户口的同学,也常年穿着布鞋;只有在城里工作了的人,才有经济实力买皮鞋穿的,皮鞋确实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周向东同学的观点并没有说服班上几位犀利的男同学,他的演讲被他们直接定性为“异端邪说”,由此,他也被送了一个叫作“异端”的绰号。真不知向东同学当时的心理阴影有多大,但一向憨厚的他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照样和大家嘻嘻哈哈,打成一片。

朦胧诗·琼瑶小说

年代,社会上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浪潮,以顾城、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创作的朦胧诗风行大江南北,各大中学校园也受到是个诗歌浪潮的冲击。有人形容:“在八十年代的校园,随便扔出一个石子就会砸到一个诗人。”我想,当年随便一枚石子扔到我们文科班,也会砸到一个诗人呢。我们班当时有八大朦胧诗人,才情最高的当属白福利同学了。白福利从初中起就以作文见长,文笔犀利,不落俗套,思想也活跃,常常引领班上的思潮。当然,朦胧诗的浪潮自然第一个会淹没他。记得在一次作文课上,同学们传看了他的一首诗,诗中有“灵柩”、“坟茔”、“老鹰”等词语。我当时看完这首诗后,与好友周晓红交流看法,我俩都表示没看懂。但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声明自己看懂了,她在讲述自己对此诗的理解时,白福利当时却面无表情,不置可否,更加让我们感到了他的高深莫测。

樊冰城是我们文科班另一个活跃的诗人。至今,我还记得他在我的毕业留言本上留下的那首朦胧诗。那首诗的题目我忘记了,只记得诗的开头好像是“风掠过树林……”,后面就不记得了。当时,只觉得整首诗意境空灵缥缈,但却不知其所云。当我问他这首诗是所表达的意思时,他高深地说:“十年后你就看懂了。”可惜,十年后,我的留言本不知放在了哪里,再也找不到了,也就更加无法理解樊同学诗作的含义了。

与诗歌热一样,琼瑶热也是八十年代校园里的一大特色。我们文科班的女生少有写诗的,大部分人痴迷的是琼瑶小说。有一天,不知从哪里传来一本琼瑶小说,一夜之间就在全班女生手里传递开来。那种传递速度是相当快的,往往是今天下午才借来,明天上午就要还回去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废寝忘食,挑灯夜战。我也是在那时看了几本琼瑶小说,之后就再不曾看过,看来真是应了那句“书非借而不能读也”的老话。琼瑶小说中那些神圣美好、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让我们这些当时于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对纯真浪漫的爱情充满了些许幻想和期待。

班歌·霹雳舞

高中时代的学习生活总体上而言是紧张、辛苦和枯燥的的,但我们文科班里少有的几次文体活动却让我们至今记忆深刻。

高二下学期,学校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要求各班级都必须出一个节目。在我的建议下,我们班一致通过了一首大合唱节目。这首合唱歌曲前几句是这样的:“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锦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我们在练习这首歌时,大家兴高采烈、热情洋溢,在比赛时,更是演唱得气势恢宏,声震云霄,为我们班赢得了掌声和荣誉。从此,这首歌就成了我们的班歌。每当晨间操刚罢,文体委员一声“预备唱”,这首歌就随着初升的朝阳响彻在校园的西北角。多年后,我想这首歌当时之所以大受同学们的欢迎,可能是歌词正符合我们当时的心理——我们那时正处青春花季,对异性充满爱慕和好奇,但因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大多数同学观念还是比较封建保守,会自觉与异性同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班上也有一些在搞“地下活动”,后来也听说班上发生过有男生舍近求远去绛帐镇为心仪的女孩买蓝色气球的浪漫举动,但基本上男女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是非常少的,甚至两年从未与异性同学说过话的也大有人在,因此这首歌给我们相对疏远的关系带来了活泼的气氛,让大家感到了轻松愉快。

八十年代的霹雳舞也像诗歌浪潮一样,风靡到校园的各个角落。那些兴趣广泛、思想活跃,追赶潮流的同学自然不会落后于人。学校里几位霹雳舞跳得很好的同学中就有白福利同学。前面说过,白福利文才很高超,会写诗作文,没想到他的才艺也很过人。他和几位同学在班上元旦晚会上的霹雳舞表演,身手敏捷,变化多端,动感十足,让大家眼花缭乱,至今为大家津津乐道。

学习小组·高考

八十年代的高考升学率普遍很低,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最终考上大学的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高考的重要性和残酷性对大家不言而喻!所以,上面所说的文体活动只能说是我们繁忙单调学习生活的点缀,我们的主要任务:学习、学习,再学习,备战高考!

文科班的同学们学习都非常刻苦,教室、校园、操场、以及学校后面的原上,都留下了大家刻苦学习的身影。班上有一位性格内向的男生,学习废寝忘食,吃饭时嘴里都念念有词,不忘背诵地理知识,一时被大家传为笑谈,但大家的笑声中难免也有一丝惺惺相惜的心酸。许多同学想方设法提高学习成绩,有的同学因为不满学校集体宿舍熄灯早、环境嘈杂,便在外面租房子住,这样就可以自由地学习到深夜;还有一些同学,彼此提醒、相互帮助,为共同提高成绩还专门成立了“学习小组”。我就曾有幸参加过一个学习小组。我们的那个学习小组一共有7个人,发起人是吕涛,他当时是班干部,一直是“学霸”,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按说他是稳稳能考上重点大学的,但他为了带动李忠峰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共同进步,便成立了这个学习小组。我是因为英语成绩比较突出,所以才很荣幸地被吕涛邀请进来的。吕涛那时就表现出了不凡的领导才能:他宣布了学习小组共同进步、冲刺高考的遵旨,指定每人负责一门自己擅长的功课,对这门功课的重点、难点、疑点归纳总结,形成笔记,供组员们参考学习。因为怕影响班上安定团结的氛围,我们的学习小组一直秘密低调,只在礼拜天小组成员才会在一起讨论交流或交换笔记。我不知道自己的英语笔记有没有帮助到其他人,但刘红均的数学笔记确实让我这个视数学为“拦路虎”的人受益良多呢。

高考前先要进行一次预选考试的,只有50%的同学能通过预选拿到高考“入场券”。八八年高考预选后,我们六七十人的文科班只剩下了一半人。但那年的高考结果是令人兴奋的,我们班一共考取中专、大专、本科23人,这在我们学校是史无前例的,更值得一起的是,白福利考取了北京大学,吕涛考取了南开大学,两人分别荣获了本县的文科状元和第二名。我因为政治成绩强差人意,虽然总成绩高出了本科线,但最后却被录取到了大专学校,令我欣慰之余内心也有所遗憾。因为我们文科班考上的人数最多,我们不仅给扶风高中争了光,也给班主任杨老师长了脸。后来,我们班主任常以我们班为榜样来教育下几届的学弟学妹们。我听说后又惭愧又感动——惭愧的是我们其实并不像老师说的那样用功,感动的是老师一直在念叨着我们,而我们偶尔才想到他。

师恩·友情

文科班的各位老师教学水平虽有高低之分,但都能尽心尽力,值得我们永远尊敬。

于我们而言,这些老师里印象最深的当属班主任杨宗林老师和数学老师上官秋礼了。

杨老师当时五十多岁,头发虽已全白,但面色红润,身板挺直,精神矍烁。他既是班主任,也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因此同学们对他多了几分敬畏。杨老师上课不苟言笑,表情严肃,平铺直叙,很少讲我们喜欢听的奇闻异事,但因为他是班主任,大家怕挨批评,所以听讲还算认真。杨老师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班里几个经常嬉皮笑脸,爱调皮捣蛋的男生经常被他叫去狠批,骂得他们俯首帖耳,无言以对。班上谁的衣服花哨了,头发时髦了,也常会受到他的批评。记得有一次,他对一个穿喇叭裤、红衬衣的男生说“不要穿奇装异服”,对一个戴着有小球球绒线帽的女生说“女生不要太出风头”……从此,大家在杨老师面前都规规矩矩,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杨老老师也有温和的一面:他很少批评女生,反而经常表扬那些腼腆文静、勤奋刻苦的女生。我和张丽洁、冯春娥等几个女生因为学习刻苦,经常受到杨老师的表扬。杨老师的表扬曾经给过我很大的鼓励,至今仍感恩在心。

上官老师是我们至今认为教书很有水平的老师之一。他当时四十出头,带一副黑框眼镜,表情严肃冷峻。他讲课逻辑清晰、条理分明,能巧妙地把各个知识点前后贯穿起来,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温故知新,学到扎实的基础知识。预选过后,他给我们重点辅导了各种偏题难题,希望我们能考出好成绩。然而,那一年的数学考题偏重考验学生的基础知识,难度适中。上官老师在我们考完后,不无愧疚地对几个男生说:“我可能把你们害了,预选后尽让你们做难题了。”其实,老师有些多虑了。由于平时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我们班同学的数学都考了高分,就连我这个素来患有“数学恐惧症”的人,满分的数学试卷也考了分。这都是上官老师的功劳啊!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由于那年高考数学难度不大,班上数学突出的刘麦仓、刘红均、李军怀几位同同学没能发挥数学特长,都与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了。

后记:在两年文科班的共同学习和生活中,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同学之间情同手足,成为一辈子的兄弟姐妹;更有六位同学相互找到了爱情,成就了三对家庭。高中毕业后的前几年,大家都忙着求学、创业、结婚、生子,平时联系比较少,但每逢过年总是要聚一下的。外地回来的同学,第一个要找的人指定是李老大。当年,我几乎没跟李老大说过话,只知道他(此处省去7个字),爱跟同桌抬杠,不承想,他原来是一个风趣幽默且厚道有涵养的人。因为他年龄最长,更因为他性格温和,有包容心,有老大的风范,不知从何时起,他便一直被大家称作“老大”。经过老大安排,大家十几、二十几个同学呼啦啦围坐在一起,把酒言欢,高谈阔论,笑闹声差点掀翻了屋顶。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唱着“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的我们已四十八九了,大家已没了当年的青春风采,却都多了几分沉稳和豁达。同学们在各行各业从事着或平凡或精彩的工作,过着平稳安静的生活。许多同学不忘初心,还坚持着着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李晓会、周向东、史文海等同学妙笔生花,这些年分别写出许多诗歌、散文,常常能见诸报端,让人心生羡慕之情。张文宽同学三十年勤练书法,功力日益精进,在圈内小有名气。还有一些同学研究周易、佛学、收藏字画,他们的人生多了一种超然和淡泊的意味。近几年,通讯技术逐渐发达,班上还建起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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