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年，我国第一部《反家暴法》颁布。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家暴不是夫妻纠纷”成为普遍认知，人们意识到受害者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家暴要反抗，什么时候终止都不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梅湘南的朋友告诉她，想逃出安嘉和的家暴，可以打“枫叶热线”求助。现实里，它指的是年开通的“红枫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至今仍在工作，32年从未间断。20万通电话，其中一万两千多通是家暴求助。一条红枫热线，背后是半部中国反家暴史。《我经过风暴》剧照《大小谎言》剧照根据年全国妇联的数据。我国30%的已婚女性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家暴，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殴打，每年15.7万自杀的女性中，60%是因为家暴。关于家暴，我们的误解还有很多，我们讨论的还远远不够多。撰文：洪冰蟾年，红枫中心（全称：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这条热线起初是为帮助所有困境中的女性，没想到开通的第二天，就有人打来问，被丈夫打得无处可逃怎么办？接下来的32年，红枫接到一万两千多通家暴求助电话，失落的、受辱的声音从电话线另一头传来。在深圳打工的女性，被丈夫剁掉一截手指，打断鼻梁骨，被推到楼梯口让她去死。她想到的唯一出路是“杀掉他，然后自杀。”70岁离婚的女性，从她挨打，第一次去法院起诉，花了整整16年才逃出婚姻。离婚以后，她跟志愿者讲：“你看看我这一辈子过的，都70多岁了，才开始真正的人生。”综合中国裁判文书网80份家暴相关案件的统计，93.75%的受害者为女性。据全国妇联年的数据，我国30%的已婚女性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家暴，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殴打。每年15.7万女性自杀，其中60%是因为家暴。至于求救，从第一次被家暴到报警，这之间她们平均遭受35次家暴。反家暴热线主任侯志明今年75岁，在培训志愿者侯志明今年75岁，是红枫的第一期志愿者，也是妇女热线的第一代接线员。年底从报社退休后，她正式加入红枫，主持反家暴热线工作，至今仍在岗位上。她掏出厚厚一沓手写资料，上面记录着来电者的讲述。侯志明曾接过一个山西女人沈红（化名）的来电。她年轻时是村花，跟北京来的男知青结婚。后来她跟丈夫回他北京的家，生下三个女儿。她在学校里做会计，丈夫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好在建筑工地打工。沈红的薪水更高更稳定，承担大部分家用，丈夫把郁郁不得志的痛苦发泄在妻子身上。他抓着她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砸。一边扇她耳光，一边言语羞辱“打你这个不要脸的。”在学校里，学生喊她老师好。她屈辱得不行，觉得自己没脸被叫老师。“什么老师像我这样？在家里有一点尊严吗？”侯志明跟沈红聊过好几次，“我问她，咱就离婚又怎么样呢？这日子都没法过下去了，至少咱不挨打，回家不害怕呀，不然睡觉都害怕半夜他掐自己脖子。”终于她下了搬走的决心，但那之后她突然不再出现。后来侯志明得知，沈红丈夫生了一场大病，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丈夫被感动，说不再打她，她想“凑合着过吧。”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故事讲到这里，我忍不住在心里嘀咕。在反家暴意识尚未普及的阶段，这句话可以警醒人们它会反复出现并且变本加厉。然而，许多妇女问题工作者认为这种论调有欠妥之处。侯志明希望大家强调的是：任何时候反抗家暴都不晚。事实上，打来电话的女人，清楚地知道家暴不止一次，因为她们几乎没有只挨一次打的。年我国开始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但没有对家暴的定义，首次纳入“反家暴”条例，要等到年的《婚姻法》修正案。90年代的社会背景里，家暴不是一个被普遍认知的词语，它是“夫妻纠纷”，是“床头吵架床尾和”，是“男的哪有不打老婆的”。当时给红枫打电话的女性普遍不会直接提家暴。“一开始讲是夫妻感情问题，你问什么问题，她说一些别的，后来才说：还有，他打我。”侯志明回忆。年，红枫妇女热线开通一个女人来电说，她今年60岁，已经被丈夫打了整整30年，半生都活在恐惧里。现在她想离婚，因为年纪大了。“下一次他打我，可能真的会把我打死。”她们往往已经走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从恋爱忍到结婚，忍到生孩子，有孩子忍到高考，还要忍到孩子结婚，怕孩子对象介意婆家是单亲家庭。”侯志明说。即使有离婚的想法，最后也不一定真的能离。上一个故事里沈红的选择，至今都不罕见。对方稍有悔意，收手不打，她们依然会忍。热线的志愿者手册里，规定了不能说的话，劝合肯定是不会劝的，还有一句是“都这样了，干嘛还不离婚？”在侯志明看来，劝离是那种说起来轻松正义，但不专业的话。家暴的核心难题，不是要不要离开，而是为什么无法离开？我设身处地地代入沈红的立场，如果离婚，她可以去哪里？回山西老家，她是出嫁女，分不到一块地，家里不会有她的房间。住职工宿舍，万一丈夫去闹，摧毁她的职场关系，要是失去工作她就断了收入。一个已婚女性搬到单位独居，她不想被同事知道自己挨打，怕闲言碎语。去妇女临时庇护所呢，庇护所可能和救助所设在一起。她想都不敢想，自己的日子会怎么过下去。找个没人认识的社区租房，在陌生的环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生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从90年代到现在，红枫接触的很多女性都倒在这一步。有女性离了婚，带着孩子搬出来，但是难以展开新生活，还遭到邻居骚扰，不得不回到一再忏悔的施暴者身边。这无法简单归因为她们软弱、无能，或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赚钱能力。施暴者冷静下来后，可能进入蜜月阶段，产生内疚羞愧的情绪，向受害者道歉，承诺不会再犯。他们可能继续控制受害者，比如经济控制、监视行踪、切断外界的联系，让对方更深地陷入暴力环境中。受害者也可能患上受虐综合症，人格萎缩，自我坍塌，无法相信自己的能力，也无法平等地和伴侣谈条件。另一方面，制止家暴，外部的力量责无旁贷，我们有性别平等的环境，和支持她离开的社会条件吗？红枫接触过的受害者，有博士、医生、企业家这样的精英女性，她们不缺乏资源人脉，但支持体系是另一回事。这是家暴的循环。鲁迅问“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一百年后，我们能给出不一样的回答吗？红枫创始人王行娟今年95岁，依然在工作其实时下流行的许多女性议题，早在30年前，上一代女性权益工作者就已经讨论过。年，《中国妇女杂志》用了一整年12期讨论一个话题：，妇女的出路。正值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知青回城。下岗潮中，女工被认为生产力比不上男人，还受到生育养育的“拖累”，她们面临更大的冲击，被迫回到家里，社会地位滑落。侯志明当时在中国妇女报做记者，她记得有个“二保一”的说法。夫妻两人都是知青回城，只有一个工作岗位、一个大学名额、一个升职机会，“基本男的上。”“那女人的出路是不是只剩回家了？”当时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女性为社会进步付出了代价，一种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全职主妇的困境，婚外情人的问题，时代浪潮汹涌，失落的妻子、女友、母亲，搁浅在岸上。王行娟在接妇女热线王行娟这一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她刚从北京出版社离休，不想就此休息，她召集了妇女问题的学者和记者，20多个人到家里聚会。午饭时间，大家一起做炸酱面吃，买面、切葱、炸酱，然后脱下围裙，嗦着炸酱面聊天，在那个稀疏平常的中午，她们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公益组织“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它是红枫的前身。王行娟出生于年，今年95岁，比金斯伯格法官还年长三岁。她被称为“中国女性公益第一人”。年，她考上金陵大学中文系，随后经历了中国女性运动史全程。那天与她见面之前，她还在小区的银杏树下锻炼。我问她要纸质版提纲吗？她大笑：“你这姑娘瞧不起人，我每天都用电脑写作，明天还要去一个国际论坛上直播。”年，王行娟决定开一条红枫妇女热线，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直接和困境中的女性对话。全国各地都能打电话来，而且除了一点话费和电费，花不了太多成本。接电话的人，是侯志明这样的职业女性，30-40岁左右，已婚或有婚史。到了年，因为咨询家暴事宜的电话增多，红枫又开了一条专门的反家暴热线，这条线上的志愿者有更多家暴危机干预和心理咨询经验。热线从早晨9点到晚上8点，分三个时段，每时段两个坐席和一位督导，不允许一人连值三班。最初在办公室用座机，现在用远程接打程序，志愿者在家里用电脑连线。接到求助电话后，侯志明会问三个时间点。第一次被打，最严重的一次，以及决定拨通电话的这一次。其中最需要详细展开的是第一次。如果时间久远，她忘记了呢？“我接触的人里，没有一个忘记第一次挨打。”50多岁的女性，讲起20多年前第一次挨打，仿佛那一掌仍落在身上。结婚第二天，丈夫就打了她，要她伺候全家吃早饭，那是一个仪式。掌握基本信息后，志愿者会根据亲密关系暴力危险评估量表，帮助来电者判断严重程度、潜在风险。比如被伴侣没收手机，很多人不以为意，其实这个行为的危险级别较高，意味着切断外部联系。如果来电者提出想离婚，除了情绪安抚，还会帮对方梳理有哪些可利用的外部资源，离婚后的现实问题怎么解决，如何收集家暴证据。还有，帮助重建来电者的自信。“鼓励她们意识到，原来我还有价值、能力、勇气，我可以反抗。”侯志明说。年世妇会，对中国女性社会组织有深远影响。世妇会后，全国反家暴网络成立。《农家女百事通》发起讨论“如何面对丈夫的拳头”。《半边天》等女性节目开播。红枫热线也受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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